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六十年来在中国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译名，大量出版，广泛流传，成为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影响较大的几个中译本着重加以介绍论述，从中亦可看出《西行漫记》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六十年来，美国进步记者和著名作家斯诺报道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译名，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法，延绵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重版，从而感染、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终于秘密地凯旋而归。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导，诋毁造谣说：“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的“讣告”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斯诺当机立断，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为了戳穿一切无耻谎言，尽快将红区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英雄红军的长征动人事迹及时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伦·斯诺的积极支持协助下，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并极其神速地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致使南京政府当局惊恐不安。
与此同时，斯诺还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王福时。1937年3月，由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一章里所收十三篇文章以及《毛（泽东）施（乐）会见记》中《论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字，后来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还附有陈云化名廉臣所写叙述红军长征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毛泽东的咏长征律诗，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著名歌曲十首。同时收入斯诺夫妇提供有关陕北苏区34幅照片，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至于题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环境十分恶劣，编译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这种斗争艺术与策略！因为此书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即先行出版，较早而又客观地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及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的五千册顷刻发行完毕。此后在上海、陕西等地均有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国各地为突破敌人的查禁封锁而采取变换书名，不标明出版地点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节印本———如《红旗下的中国》———则更是不计其数，难以统计。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其传播之广，翻印之快，可见一斑。1937年5月，书出后不久，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去延安时，曾将北平版《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主席。所以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一仍其旧地引用该书所载两年前他同斯诺的重要谈话，并于正文后注明，将此书简称之为“斯诺：《西北印象记》”（1）由于此书出在英文版“红星”之前，所以与其说它是《西行漫记》的节译本，毋宁说它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或许还更为确切些。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共党员推动下，由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于2月10日在“孤岛”问世。此书虽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但由于斯诺对原著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他还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7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进行过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余里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报道文章，以后曾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所以细心的读者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自然联想到这是一部与我们党的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西行漫记》全书共十二章五十六小节，除附有珍贵照片外，书内还印有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两帧。此书从翻译到出版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它“奇迹”般地问世和迅速流传，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即刻下令严加查禁，并马上派人四处搜寻，逮捕不少进步文化人，进行严刑拷打，妄图破获“复社”，一网打尽……但终归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西行漫记》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点还出版了该书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西行漫记》，抱着满腔爱国热忱，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至于将“红星”第四、五两章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的（即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则犹如雨后春笋，更是数不胜数。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自然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由于《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惧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众所周知，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取缔办法”一般分为“暂停发行”、“停止发行”和“查禁”等几种处置手段；而对“复社”版《西行漫记》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严加“查禁”。推而广之，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尽管如此，由于党的有关组织、进步文化人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和手法，不断突破反动书报检查制度的封锁，使《西行漫记》等著作像春风中的青草一样，到处滋生，传遍了神州大地。毛泽东同志对斯诺的这部书也给予很高评价，热情赞扬这部书是“外国人报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2）1939年当斯诺重访陕北边区时，毛泽东在延安当面向他肯定说：“《西行漫记》正确地报道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他看过该书的全译本）”。（3）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又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新版本。一是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故现在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一是由“亦愚”翻译以急流出版社名义于同年九月印行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它们的共同点是均据1937年7月美国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六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这两个译本当时颇受欢迎，特别是《长征25000里》，曾被人赞誉为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4）它短短数月间即在上海印行三版，同时又在香港翻印发行。
建国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左”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因此享有国际盛誉的“红星”在世界各地继续风行畅销，而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有关。由于当时中美对峙以及国内严峻形势，此书虽因斯诺访华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且印数有限。这一奇特事实，不免令人深长思之！及至“文革”期间，万马齐喑，百花凋谢，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在“打倒一切”的声浪中，《西行漫记》也惨遭禁锢。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其一为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书“红星”的第四、五两章———即毛泽东自述生平和长征———这是构成《西行漫记》的骨骼与灵魂；此外还收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三篇重要谈话。人们知道，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窑洞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往往从晚九点谈至翌日凌晨两点，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正是吴黎平同志。作为当事人之一，他依据“红星”和《密勒氏评论报》、《亚美》杂志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记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作了必要的订正，增加了一些脚注，丰富了原书的背景材料。尽管初版印数不大，只有五千，但作为一种文献性版本，自有其难以取代的独特价值，故翌年二月旋即再版。另一重要版本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由三联书店出版。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诺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实际需要，曾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1938年7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国过去流行的众多版本还没有一个真正是如实按初版本译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个正式译本“复社”版，虽也依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时，一是经斯诺作了修正，有许多和初版不尽相同，二是未译涉及共产国际的李德那一节。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使全书还原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种种缘由，董译三联版不仅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版本。该书分大、小32开两种，书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写《中文重译本序》及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写“序言”。扉页印有长征路线图，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著名诗句。全书另收珍贵照片69幅。初版即印30万册，极受欢迎，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这一全新译本，同时又收入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诺文集》第二卷，扉页恢复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将《西行漫记》改为副题。其发行量在单行本畅销全国后，仍能一次征订印行28，500册。这一数字也再次雄辩地证明《西行漫记》具有何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REDSTAROVERCHINA”所表明的深刻含意：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注）：
（1）参见《毛泽东选集》（1966年7月横排本）第二卷414页。
（2）转引自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年1月29日》）。
（3）引自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4）引自钱公侠：《〈长征25000里〉序》，见1949年6月新2版《长征25000里》。
六十年来，美国进步记者和著名作家斯诺报道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真相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它则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长征25000里》……等形形色色译名，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法，延绵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印重版，从而感染、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几近家喻户晓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终于秘密地凯旋而归。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导，诋毁造谣说：“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的“讣告”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斯诺当机立断，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为了戳穿一切无耻谎言，尽快将红区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英雄红军的长征动人事迹及时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伦·斯诺的积极支持协助下，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写作之中，并极其神速地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致使南京政府当局惊恐不安。
与此同时，斯诺还将发往英、美《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也一并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王福时。1937年3月，由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夫妇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一章里所收十三篇文章以及《毛（泽东）施（乐）会见记》中《论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字，后来均收入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还附有陈云化名廉臣所写叙述红军长征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毛泽东的咏长征律诗，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著名歌曲十首。同时收入斯诺夫妇提供有关陕北苏区34幅照片，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至于题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环境十分恶劣，编译者不得不巧妙地采用这种斗争艺术与策略！因为此书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即先行出版，较早而又客观地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及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的五千册顷刻发行完毕。此后在上海、陕西等地均有不同出版社正式署名的重印本；至于全国各地为突破敌人的查禁封锁而采取变换书名，不标明出版地点等不同形式的翻印本和节印本———如《红旗下的中国》———则更是不计其数，难以统计。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其传播之广，翻印之快，可见一斑。1937年5月，书出后不久，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去延安时，曾将北平版《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主席。所以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一仍其旧地引用该书所载两年前他同斯诺的重要谈话，并于正文后注明，将此书简称之为“斯诺：《西北印象记》”（1）由于此书出在英文版“红星”之前，所以与其说它是《西行漫记》的节译本，毋宁说它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或许还更为确切些。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共党员推动下，由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于2月10日在“孤岛”问世。此书虽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但由于斯诺对原著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他还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7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进行过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余里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报道文章，以后曾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所以细心的读者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自然联想到这是一部与我们党的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西行漫记》全书共十二章五十六小节，除附有珍贵照片外，书内还印有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两帧。此书从翻译到出版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它“奇迹”般地问世和迅速流传，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即刻下令严加查禁，并马上派人四处搜寻，逮捕不少进步文化人，进行严刑拷打，妄图破获“复社”，一网打尽……但终归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西行漫记》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点还出版了该书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西行漫记》，抱着满腔爱国热忱，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至于将“红星”第四、五两章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的（即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则犹如雨后春笋，更是数不胜数。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自然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由于《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惧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众所周知，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取缔办法”一般分为“暂停发行”、“停止发行”和“查禁”等几种处置手段；而对“复社”版《西行漫记》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严加“查禁”。推而广之，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尽管如此，由于党的有关组织、进步文化人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和手法，不断突破反动书报检查制度的封锁，使《西行漫记》等著作像春风中的青草一样，到处滋生，传遍了神州大地。毛泽东同志对斯诺的这部书也给予很高评价，热情赞扬这部书是“外国人报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2）1939年当斯诺重访陕北边区时，毛泽东在延安当面向他肯定说：“《西行漫记》正确地报道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他看过该书的全译本）”。（3）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又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新版本。一是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问世，故现在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一是由“亦愚”翻译以急流出版社名义于同年九月印行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它们的共同点是均据1937年7月美国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出，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复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六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这两个译本当时颇受欢迎，特别是《长征25000里》，曾被人赞誉为是“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与肉写出来的史诗。”（4）它短短数月间即在上海印行三版，同时又在香港翻印发行。
建国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左”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因此享有国际盛誉的“红星”在世界各地继续风行畅销，而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有关。由于当时中美对峙以及国内严峻形势，此书虽因斯诺访华得以再版，但也只能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且印数有限。这一奇特事实，不免令人深长思之！及至“文革”期间，万马齐喑，百花凋谢，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在“打倒一切”的声浪中，《西行漫记》也惨遭禁锢。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西行漫记》也重获新生。1979年12月，首都北京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其一为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书“红星”的第四、五两章———即毛泽东自述生平和长征———这是构成《西行漫记》的骨骼与灵魂；此外还收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三篇重要谈话。人们知道，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窑洞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往往从晚九点谈至翌日凌晨两点，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正是吴黎平同志。作为当事人之一，他依据“红星”和《密勒氏评论报》、《亚美》杂志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记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作了必要的订正，增加了一些脚注，丰富了原书的背景材料。尽管初版印数不大，只有五千，但作为一种文献性版本，自有其难以取代的独特价值，故翌年二月旋即再版。另一重要版本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由三联书店出版。研究者都很清楚，斯诺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实际需要，曾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断进行修改，订正并增补充实一些新的内容，除1938年7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十三章外，以后较重要的修订还有1944年版，1968年版，1971年版等等。而我国过去流行的众多版本还没有一个真正是如实按初版本译出的，即使享有盛名的第一个正式译本“复社”版，虽也依据戈兰茨公司英文初版本，但翻译时，一是经斯诺作了修正，有许多和初版不尽相同，二是未译涉及共产国际的李德那一节。董乐山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使全书还原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基于上述种种缘由，董译三联版不仅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版本。该书分大、小32开两种，书前冠有胡愈之1979年8月所写《中文重译本序》及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所写“序言”。扉页印有长征路线图，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以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著名诗句。全书另收珍贵照片69幅。初版即印30万册，极受欢迎，很快售罄，接连加印，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这一全新译本，同时又收入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诺文集》第二卷，扉页恢复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将《西行漫记》改为副题。其发行量在单行本畅销全国后，仍能一次征订印行28，500册。这一数字也再次雄辩地证明《西行漫记》具有何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REDSTAROVERCHINA”所表明的深刻含意：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注）：
（1）参见《毛泽东选集》（1966年7月横排本）第二卷414页。
（2）转引自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年1月29日》）。
（3）引自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4）引自钱公侠：《〈长征25000里〉序》，见1949年6月新2版《长征25000里》。
毛泽东和斯诺于1936年
斯诺在陕北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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